Günter Whittome
紀錄片一開始就看到一位老先生，據介紹是法國在以前的北非阿爾及利亞殖民地的「末代劊子手」。他送了約200人上斷頭台，其中144人是「恐怖份子」，即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戰士，我卻沒辦法把這位老先生和這樣恐怖的過去聯繫起來。接著是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東德等末代劊子手的現身說法，還有一位被關在納粹集中營時受脅迫去絞死其他囚人。影片中也出現在第二次大戰後的紐倫堡大審判，對納粹戰犯執行絞刑的美國籍劊子手。
看起來像平凡的人，但又有這樣的人生經歷，不禁讓我聯想到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名著《納粹戰犯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受審]——關於平庸無奇的罪惡的報導》（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原來不只是犯案的加害者顯現出「平庸無奇的罪惡」（The Banality of Evil），執行加害者的劊子手一樣會顯現出「平庸無奇」的特質。大概兩者的角色是可以替換的，被執行的人也可能是受害者，就如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戰士；執行者也可能同時是受害者，就好像那位在納粹集中營因生命受威脅而被迫絞死其他人的人。他在戰後被蘇聯軍法庭判無期徒刑，和當初脅迫他當劊子手的納粹份子一起被送到俄羅斯北部的俘虜營，最後被遣返回東德又坐了十年牢，在1970年終於獲釋。
一個人是怎樣開始從事這樣的「職業」呢？是自己的選擇？是外在因素的脅迫？這樣的「工作」對他們會造成何種心理衝擊？「退休」後，他們又如何回顧和評價以前的作為？對死刑的立場如何？他們的親人知不知道他們的「工作」？甚麼時候知道的？有甚麼反應？
導演運用的剪輯方式是將各個主角就上述問題的採訪排列在一起，交織不同背景和答案，留給觀影民眾心煩意亂的感覺。
法國劊子手延續了父親的「職業」，在七歲時陪著爸爸目睹第一次的斷頭台處決，從小便以為死刑是社會中理所當然的一部份。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基於現實考量繼承父親的「職業」﹕享有殖民政權的加薪、警力護衛隊的保護及其它特權；東德劊子手則表示，在「退休」後且經過漫長的省思過程，他對以前的作為感到「內疚」。
社會環境影響了人們對死刑的立場，包括劊子手本身在內。沒有體驗過無死刑的社會，可能很難想像社會可以不需要死刑。當社會改變了，立場也會跟著改變。社會還沒發生這樣的變化前，我們只能主動去促成這樣的變化發生。
面對重大犯罪要求執行死刑且將執行任務推給劊子手，喊爽的很容易。台灣沒有「職業」劊子手，只有法警以「輪班」的方式承擔此任務。多位歐洲末代劊子手表示，即使已「退休」二十年，都還會有當時執行場景的惡夢。台灣的法警呢？是否已經到了該促成社會變化的時候？
＊本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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