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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日 星期四

寫在《等候董建華發落》拍攝完成後三個月


《等候董建華發落》導演 邱禮濤 (2001年1月27日)

多年以來,我都希望能做一些自己喜歡、別人也喜歡的東西。當中我花了最多時間的要算是拍電影;但很多時事情都不能盡如人意,有時當我以為自己拍了一齣自己喜歡的電影時,卻被人罵個狗血淋頭,就如《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飽》就曾被一個我十分尊重的影評人說成是一部「投機得不擇手段」的電影;又如《伊波拉病毒》,有影評人只給一分(滿分三十三分)。但這並不打緊,起碼我也達成一半的願望,就是做了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除了拍電影外,搞出版亦是我一直以來都想做的事情。過去我也曾辦過週報和雜誌,但最後都是因經濟問題等種種原因而落得停刊收場。在機緣巧合之下,在九七回歸前,我又與一班大扺上也算志同道合的朋友搞了無利可圖的「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Step Forward Multimedia Co., Ltd.)。我們希望透過「進一步」出版一些其他出版社未必會出版的好書;當然地也希望我們心目中的好書可以找到它們的讀者。

回歸後首個冬天的一個晚上,我拿著一印滿密密麻麻文字的A4紙在讀,那便是《等候董建華發落》(From the Queen to the Chief Executive)一書的初稿。文字中所描述的事情和部份個案,在回歸前的報章雜誌和電視新聞中亦有報導過。也許是職業病的緣故,當我一頁一頁翻閱著的同時,也在考慮把該書拍成電影的可能性。書中所描述的個案,牽起我一種忿忿不平的思緒。為什麼在一個文明和強調法治的社會裡,當權者竟可以在拒絕給予確實刑期的情況下把罪犯無了期地拘禁!本來是一翻好意的事情卻又可以變成一種更大的傷害。「等候英女皇發落」(Detained at Her Majesty’s Pleasure)本來是對青少年罪犯的寬大恩典,鑒於青少年罪犯犯案時心智尚未成熟,加上法庭不把青少年罪犯和成年罪犯同樣看待;所以在從輕發落的考慮下,法官把罪名成立的青少年罪犯轉介給非司法人仕或機構來判刑,目的是好讓青少年可以有個改過自身、重新滆入社會的機會。畢竟荒謬的事情總是會發生,「等候英女皇發落」竟變成無了期的拘禁,甚至是比成年重犯所得的應有懲罰更重和對身心造成更大折磨的刑罰。一個大時代的來臨,英國人徹離繁榮的香港,卻遺下十七個於中英草簽之後、在殖民地法律之下、被判「等候英女皇發落」的青少年犯不顧。回歸之後,口中常說著對香港充滿信心和以保守來形容自已的行政長官又無心處置這個港英政府丟下來的爛攤子。

一直以來,我都希望可以拍一些有關弱勢社群的電影,他們往往被大部份社會人仕在有心和無意之間疏忽,但其實不論是基於人道、人權的立場或勇敢面對問題的態度下,社會人仕都有必要正視他們活生生的存在。何況,香港從來都沒有一部真正關心人權,甚至是罪犯的人權的電影。即使是回歸了,我也不願相信我們是生活在一個被壓制的國度裡,我們仍然享有文明和法治社會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所以我很希望《等候董建華發落》可以以光影和聲音的形式和社會大眾見面。

由籌備《等候董建華發落》這個電影開始直至眼前一刻,我都相信這樣一個題材的電影必須要讓社會大眾看得明白才可喚起他們對事情的關注;所以我企圖用一個平易近人的敘事方式去把這個具有控訴性的真實故事拍得既平實又不失其感染力。原著作者楊漪珊(Elsa Chan)是用一種類似章回小說的寫作方法去把故事闡述,少年犯的個案都是在不同章節中陳述,而穿插在這些章節中的其他章節,則描繪出一個回歸前一群人如何為那些被無了期拘禁的青少年犯爭取確定刑期的故事。編寫劇本時,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把書中的情節轉化成一種編年史式的事形式,為的是要觀眾看得投入和易於明白。當中我們不論在人物和情節上作出了不少取捨,出來的結果容或有得亦有失,但卻相信原作的精神、立場和態度還是得以保留下來。過程中,我們希望在真實素材中尋找一定的戲劇性,但在道德上卻總不能隨便杜撰或把活生生的真實人物的行為和思想作任何形式的穿鑿附會。另方面,故事中牽涉不少複雜的法律問題和論點,務求深入淺出地探討問題是編寫劇本的一大難處。

為了更瞭解故事中的主人翁,我到過大嶼山的石壁監獄探望數位被判「等候英女皇發落」而仍然沒有確實刑期的青少年犯。探監的路途相當遙遠,沒有通行證的市區私家車只能開到東涌,要到監獄就必須要乘搭公共汽車,下車後還要走一條大斜路,探三十分鐘的監,就得花上半天,而且每次限探一人。走進高設防的重犯監獄,感受到一種和溫度沒有關係的冰冷,連小小的聲音都會產生回音,令你的聽覺突然變得不很靈光。進行過登記和檢查的手續,走到隔離探監室,等待著獄警把我要探望的人帶來。看見一個婆婆,她手執話筒,凝望著對面和她相隔一塊玻璃的一個三十來歲男子,哭過不停,我看見在她對面的人也同樣地留著淚。心想這位老人家也是像我般長途拔涉地來到這裡,探望服刑中的親人,覺得真有點難為她,原來犯罪的代價還得要家人一起承受。一會兒,我要見的人到來,我和他隔著玻璃,透過話筒閒聊,也許是由於回音的關係,我得要用手掩蓋著沒有話筒的耳朵才能讓另一隻耳朵清楚地聽到相對的人在說什麼。他知道我正計劃開拍一齣關於他們的電影,我告訴他還未找到投資者,也不知可以幫到他們多少。他似乎並不想知道太多關於電影的事情,也許他清楚地知道我這個不速之客所能做到的其實不多。言談間,覺得他的法律知識很豐富。臨別時我發現他的眼睛有點淚光,他說姑勿論電影能否拍得成,也很感激我山長水遠地來探望他。之後,他還給我寫信。

我所探望過的數位青少年犯,他們都生得好眉好貌,言談和舉止都很有禮貌,單憑外表,我比他們更像壞人,真的很難相信他們曾經犯過重罪。有時我們會覺得粵語長片裡的劇情很老套,但原來那些老套劇情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息不滅地發生。那些還沒有確實刑期的青少年犯都有著不快樂的童年。其中一個自入獄以來從沒有家人到來探望過。童年的他受過很大的傷害;他在孤兒院長大,有一次患了重病,要到醫院造手術,陪伴他的就只有孤兒院的姑娘。九歲的時候,家人為了要申請一間較大的公屋才把他接回家,未幾,又把他趕到街上當街童。當日,在他闖下離天大禍之後,他很害怕,曾寫過一封信回家,後來他的後母把信拿給警察作為罪證。

犯了罪固然要受到應有的懲罰,但總不能不給刑期,而且國際人權法庭亦已裁定,無了期押後判刑是違反人權法的。由於沒有刑期,在法律上他們不能享有假期、不能申請假釋、亦不能上訴。這群曾被判「等候英女皇發落」的青少年犯,都很盼望有一個確實刑期,好讓他們能夠計劃未來。雖然他們不知道何時才可離開鐵窗生涯,可喜的是他們在獄中都很用功讀書,有些還考到很好的成績。

在選角方面,縱然在市場上會有一定風險,我仍然是傾向於找一些觀眾陌生的面孔來演譯戲中的人物,因為我相信這樣會加強電影的真實感。選擇相識了十數載,本身有多年舞台經驗的鄧樹榮(Stephen Tang)來演譯梁忠勤的角色,是基於我覺得他的臉孔有一種不快樂的感覺。一向認為一個關心社會和為民請命的人都很難會快樂,因為糟透的事情不斷在我們這個荒謬的社會中發生,而這些人正不斷接觸到這些令人黯然神傷的事情。譽玲的角色選了來自瀋陽的女歌手艾敬(Ai-jing)來演。艾敬也是我相識十多年的好朋友,她的性格有點像譽玲,同樣地富正義感和不喜歡香港。至於張有銘的角色,我曾到石壁監獄探望過真實中的當事人,他樣貌俊朗、很用功讀書、面孔流露出一點憂鬱和羞怯、相當沉默;演譯他的李尚文(David Lee)正有著這些素質。

誠然,我從來沒有把《等候董建華發落》看待成一部具教化意味或政治性的電影。電影裡有關於青少年犯的素材,而故事又是發生在一個改朝換代的歷史性時刻,難免會給人這種感覺,但其實我所關心的是被大眾視為垃圾而棄於一角的人,還有那些願意犧牲一已私利和時間、身體力行地去幫助弱勢社群的少數人。在編寫劇本和籌備拍攝的過程中,我不斷地思考應當用什麼角度來說這個故事。有鑒當年的《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飽》很賣痤,所以有人曾經提議過把其中一個個案放大,用奇案片的方式去拍這個戲。這是一個我不能接受的提議,如果這電影只能以這個形式和觀眾見面的話,我寧死也不拍,還會為我成長的城市感到可悲。有人認為這電影涉及太多政治,劇情也過於沉重,觀眾不會喜歡看。老實說,我也討厭政治,但有些東西是你雖討厭也得要面對,因為你我都生活在其中,而且我並不認為不談政治是香港電影人的智慧,相反,電影人也可以有他們的政治訴求,我們為什麼不能讓電影工作者用電影去見證一個年代,或用電影去為一個時代添一個眉批或者注腳;再者,通常口口聲聲說不談政治的人都是坐享其成的人。我也明白為重犯討公道,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沉重的劇情並不必然就會把電影拖垮,在觀眾說「不」之前,電影人就先說「不」,這是港產電影最大的絆腳石;我尊重每個人發表意見的自由,但我懇請持這些意見的人不要阻止某些片種的電影面世,好讓港產電影能做到百花齊放。

看過《等候董建華發落》這部電影的人都說這部電影和我以往的電影很不同,也許是在他們心目中我過去所拍的都是比較迎合市場或商業化的電影,但在我看來,這電影還是有著一些跟我以往所拍的大部份電影共通的地方。我不會視《等候董建華發落》是一部很不同的電影,它是一部我能夠真正拍出來而又是自己十分想拍的電影。作為一個導演,我希望在自己還有能力或是還有老闆信任的時候,多拍一些不同題材、不同類型、自已喜歡、別人又欣賞的「好」電影。說 實話,我並不太介意別人怎樣看我的電影,但到底電影也不是你拍完後放在家中留給自已欣賞的東西,所以別人怎樣看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拍出別人欣賞的電影的同時,也要對自已忠誠,最好還可以是忠誠於我們生活的年代。

這部成本三百萬港元的電影花了差不多兩年時間才找來一個投資者,過程是一個希望和失望交替的循環。傳統智慧告訴電影投資者,類似《等候董建華發落》這種類型的電影風險很大、賠本的機會很高;還有,電影中或多或少都會觸及政治,這亦是傳統市場的一大忌。正當我徘徊在失望之時,眼看這電影胎死腹中之際,實在要感謝這電影的出品人向華強先生,他在眾多反對和負面的聲音之下仍然為這部電影投了信任的一票。

公元二千年已過,回首一看二十世紀最後的一個年頭,在我的電腦避過千年蟲之後,我拍了一部希望我的小女兒會喜歡的電影 -------《老夫子2001》,這既是中國電影有史以來首部電腦立體動畫和真人一同演出的電影,也是中國電影至今最大型的特技片。之後又參與了劃時代的鉅製《蜀山II》的拍攝,還拍了一部《等候董建華發落》。雖然無人會知道電影面世時成績會如何,但無論如何,二千年對我來說是一個好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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